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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合同立法中的合同义务扩张与诚信原则扩张

时间:2019-04-28 14:06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一)合同义务扩张我国《合同法》立法中,有两个明显的扩张,即合同义务的扩张和诚实信用原则的扩张。这两种扩张,是整个合同制度借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诚信社会”和“和谐社会”理想的表现形式。合同义务包括两种:给付义务和附随义务。给付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的、必备的,并用以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例如,买卖合同中卖方交付标的物,并转让其所有权的义务,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均是给付义务。在双务合同中,给付义务往往是相对应的,构成对待给付义务。给付义务是合同的根本义务,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传统民法理论上,合同当事人的义务以法律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的明确约定为限,否则对合同当事人不具约束力。而附随义务,则是根据我国《合同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履行合同过程中,由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交易习惯而附带产生的义务。换言之,附随义务是指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无明确约定,但是,为了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依社会的一般交易观念,当事人应当负担的一种义务。附随义务分为独立的附随义务和非独立的附随义务。所谓独立的附随义务,有时也称从给付义务,指债权人可独立诉请债务履行以完全满足给付利益的义务。例如不动产买卖中,出卖人应当将不动产的产权证明文件交买受人;代理人实施代理活动中,应将代理事务进展情况,向被代理人报告,并将为被代理人取得的权利和利益,转移于被代理人等。若合同当事人违反独立的附随义务,将产生合同不能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及其它不完全履行等后果,他方当事人可据此诉请法院强制履行。而非独立的附随义务,指不可单独追诉的义务。这种义务,不能单独诉请债务人履行,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非独立的附随义务主要有:注意义务、告知义务、照顾义务、通知义务、说明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和忠实义务等。理论上,民事当事人为订立合同而进行协商或者磋商时,已由一般普通关系状态,进入到一种特殊信赖关系,因此,依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尽管合同还未成立,仍然在民事当事人之间产生互相协助、照顾、通知、保护、保密及忠实等附随义务。这种现象,理论上称之为合同义务的扩张。我国《合同法》吸取我国《经济合同法》过分重视书面合同形式,而轻视合同义务履行的教训,加大对合同权利人利益的保护力度,将合同义务人的义务,立足于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扩张,并向合同成立前、合同履行中和合同终止后三个层面扩张。所谓合同义务扩张,在合同成立前、合同履行中或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应当担负的附随义务,理论上称为先合同义务(先契约义务)、附随义务和后合同义务。这些义务是合同义务之外的附随性质的义务,沿着合同成立前、合同履行中和合同关系终止后三条线索,经过我国《合同法》立法,而得到扩张。1.先合同义务。所谓先合同义务,是合同订立前或者订立过程中,签约当事人所负有的诚信义务和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订立合同过程中,签约当事人不得“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成立与否,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使用”。同时,我国《合同法》第39条还设置了说明义务,即“采用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确定权利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先合同义务的本质,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签约行为方面的表现。2.附随义务。所谓附随义务,是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当事人尤其是合同义务人担负的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具有附带、从属性质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里的附随义务,是狭义的附随义务,与我国《合同法》中整体确立的附随义务的涵义,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62条第4款设置了照顾义务,即“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请求随时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义务是主义务或者本义务,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是附随义务、从义务,属于合同当事人互相合作和合同义务延伸的范畴。3.后合同义务。所谓后合同义务,是合同关系终止后,合同当事人仍然担负的通知义务、协助义务、保密义务等,具有附带、从属性质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而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设置了违约后注意义务,即“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的,不得就扩大损失要求赔偿”。总而言之,我国《合同法》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规定合同当事人依据合同交易习惯,在合同订立前、履行中和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属于立法层面上的合同义务扩张。而这种合同义务扩张的规定,既见于我国《合同法》总则部分,又散见于我国《合同法》分则的各个章节,因合同类型的不同,附随义务的表述亦有差别。应当说,合同附随义务也是合同义务,当事人必须认真履行,违反附随义务同样构成违约,有过错的一方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我国《合同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当事人违反保密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其他诸如违反注意义务、说明义务、告知义务、协助义务等附随义务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107条进行了概括性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等违约责任”,可见,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构想,已经变成了具体合同规范。
(二)诚信原则扩张在我国《经济合同法》颁行的年代,诚实信用原则,没有得到确认和重视。也就是,作为合同订立中意思自治的核心,诚实信用的理念,没有得到树立起来。我国《合同法》立法时,不仅仅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而且使诚实信用原则得到进一步的制度扩张。应当说,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旨在实现民事交易利益的平衡。于是,站在诚信的角度看,合同是当事人实现特定利益及其平衡这个利益的一种手段。由于合同自身无法实现这种民事交易利益的平衡,因此。诚信原则成为我国《合同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诚信原则追求的民事利益平衡,不仅通过合同义务扩张来实现,而且,通过合同制度来实现。通过诚信原则的扩张,达到我国合同目的所追求的利益平衡的目的。我国《合同法》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我国《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扩张的制度表现。1.格式条款使用的限制在订立合同时,使用一方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即格式条款是许多合同中的常例。比如,旅客运输合同就是通过购买格式化的车票而实现的。但是,格式合同往往为一方当事人单方面提供,意思表示或者合同内容,并不包括对方的意愿,因此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41条通过格式条款规则,限制格式条款的采用,或者格式条款采用时,双方当事人利益关系的调整。具体制度性规范是:(1)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2)格式条款具有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3)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应当说,格式条款制度,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订立时,使用格式条款方面的体现。2.表见代理与越权代表有效我国《合同法》对于民事制度中的表见代理、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等,在制度设计上,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给予了开拓性的确认。这种确认,意味着根据表见代理制度和越权代表有效制度,相关民事当事人就应当承担合同订立、履行和违约方面的法律后果。为此,我国《合同法》第49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属于表见代理的情形,该代理行为为有效代理行为。应当说,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是开创性的。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59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属于有效代表行为,该代表行为是有效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承担履行的义务和责任。3.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合同义务应当履行这是常识,但是,许多时候,合同义务的履行,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义务的诚实对待,讲究合同履行的信用有密切关系。因此,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履行的附随义务。这种义务,不仅仅属于合同义务扩张范畴,而且也属于诚实信用原则扩张范畴。因此,我国《合同法》第60条-第61条的规定,更带有诚实信用原则扩张的色彩,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在合同生效后,如果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4.合同履行抗辩合同义务履行关涉双方或者多方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因此,作为我国《合同法》中诚实信用的扩张,立法者在立法时,确立了合同履行抗辩制度和规则。具体是:(1)同时履行抗辩。我国《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2)先履行抗辩。我国《合同法》第67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3)不安抗辩即后履行抗辩。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①状况严重恶化;②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③失商业信誉;④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5.代位权与撤销权我国《合同法》对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扩张,在制度层面,还设立了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所谓代位权,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情形,这时,债权人可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债务人之地位,而行使债务人债权的权利。这种权利制度的形成,是我国《合同法》上的一项新权利,打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属于合同法律制度创新范畴。代位权的行使,需要满足的条件是:(1)债权非专属于债务人自身;(2)代位权行使范围以债权人债权为限;(3)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所谓撤销权,则是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请求法院撤销债务人行为的权利。这种权利制度的确立,更是基于我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对合同债务人的行为给予法律意义上的限制。撤销权的行使,需要满足的条件则是:(1)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2)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3)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6.预期违约这是我国《合同法》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把我国的合同违约,从到期违约延伸到了预期违约,是立法者重视合同履行中的诚实信用的具体表现。所谓预期违约,也称之为未到合同履行期限的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意思,对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依照我国《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合同预期违约制度的建立,意味着防范违约型行为的实施,就具有了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意愿时,对方当事人就可启动违约责任追究程序。7.民事责任的选择所谓民事责任的选择,是在合同已经违约的前提下,该违约行为给合同权利人或者对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带来了损失,那么,这种损失责任的追究,究竟是以违约责任论之,还是以侵权责任论之,则由违约行为受损害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从这个意义上看,民事责任的选择,是诚实信用原则的消极状态即违约状态下的发展,是以合同违约受害人的民事责任选择权利,来强化违约责任人的赔偿义务的加重。为此,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8.合同解释原则合同的解释,发生在当事人缔约之后和合同履行过程中,或者合同违约之后,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歧义的消除或者矛盾的处理。这种解释规则,一般情况下,与诚实信用无关。但是,我国《合同法》立法时,在第125条规定的解释规则中,专门强调“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可见,整个合同解释规则,始终包含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9.介入权与选择权在我国《合同法》规定中,有一种类型化的合同即委托合同。在这种合同中,可以使用委托人的名义,也可以使用受托人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如果使用委托人名义进行活动,一般会产生委托代理关系,受托人的行为后果,按照委托代理处理。但是,在不使用委托人名义进行活动时,可能会因为第三人的原因,或者委托人的原因,而对委托人或者第三人履行相应的义务时,会受到限制或者影响。基于诚实信用原理的应用,我国《合同法》第403条中,规定了受托人履行披露义务后,委托人享有介入权和第三人享有选择权。所谓介入权,是指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存在代理关系,那么,在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民事权利。这种权利,实际上就是委托人的实际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只是在第三人不履行对受托人的义务,而受托人自己又不想对委托人承担违约责任时,通过法定程序而“显现化”的民事权利。具体条件是:(1)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且第三人不知道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有代理关系;(2)第三人步履行对受托人的合同义务;(3)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及其不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4)委托人由此而介入即显现化到合同关系当中来,而这种介入是“可以介入”的权利。而所谓选择权,则是指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这种选择权,把权利的重心,移到了第三人根据自己利益需要,对相对人的选择上面。可见,选择权一方面解决了委托人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不积极、不讲诚信的补救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第三人选择委托人之后,减少委托人不讲诚信的救济成本,提供了便利。
(三)我国合同立法理念的根本转变应当说,从合同义务扩张到诚实信用原则的扩张,表明我国《合同法》立法理念的重大转变。比如,我国《合同法》第1条规定的“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比我国《经济合同法》第1条规定的“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护经济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措辞上,把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放在首要位置,并删除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的赘语。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2条规定的合同概念,与我国《经济合同法》第2条-第4条经济合同概念、要式要求以及“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者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以及不得利用合同牟取非法收入等规定,要具有开放性得多。意味着我国合同立法的基本理念,已经从形式主义为主,过度关注合同交易中的安全因素,而向实质主义、关注合同交易中的效率因素过渡。因此,我国《合同法》第36条-第37条规定了“合同成立”的概念,以区别于合同订立。总而言之,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从观念到制度,从规范到条款,都包含者对于民事主体权利流转和转让的高度关注,并把效率优先、诚信为本以
及信守合同光荣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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